[⑧]宪法序言、第五条、党章规定的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蕴含了执政党实施与解释宪法的空间。
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性压力传导机制，行政部门对尽力监管此类事务没有动力，这项工作根本不是地方官员的政绩之源。诉讼爆炸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它的确与人们法律观念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变迁引发的矛盾增加有密切的关联。
(15) 与此同时，承载民意的机制正从政治过程转向司法过程。该法也导致相关案件多发。而且，假日开庭使得本来就很疲惫的法官连基本的休息权都没有了。第80条少了依照本法应该经过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做出规定的事项，用人单位单方面做出规定的无效，该事项按照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提出的相应方案执行。在政策要求和政绩考核压力下，各地采用的司法便民措施不一而足，江苏法院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
难怪200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一出台就引起学界广泛争议。缓解法院负担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从国家治道变革的宏观视角下予以重新观察，应当通过疏通政治过程，从根本上减少司法负荷。[14]详细评析见陈越峰：《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为考察对象》，《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第176页以下。
(2)对第三人地产所产生的影响必须是严重的，其中影响后果体现为地产价值的减少。见于海荣：《城镇化转轨》，《决策探索》2012年第5期，第22页以下。标准规定了下限，规划的制定、许可的作出与法院的判决，都将这个下限作为利益平衡点，而没有将其作为基准点在其之上寻找利益平衡点。从组织体的制度能力来看，权力机关和法院相对而言没有充足的装备，行政必然凭借优势起主导作用。
上海市1987年制定实施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其第2条第2款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土地使用金制度。从中可以看出，法官基于城市发展实践提出的裁判思路，蕴含了现代法的精神。
实际上，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的规定，行政机关往往也都能执行并做到这些要求。在杨敏等诉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规划许可案中，二审判决认为：许可……符合《技术规定》第24条的要求……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符合法律规定。如果规划技术标准经过了专家咨询程序，依据规划技术标准编制的城市规划经过了公众参与，并由代表多元利益的城市规划确定机构审批确定，依据城市规划作出规划许可，通过听证等程序听取了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诉求，并实质性地权衡了多元利益，那么，即使规划许可导致了利害关系人事实上的日照等利益缩减，也不构成对于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侵犯。拟听证的许可事项涉及利害关系人较多的，可由利害关系人推举或通过抽签等方式确定参加听证的代表。
在某种程度上，行政组织方面的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其他领域的事务也具有参考价值。[2]国务院1988年2月25日印发《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88]11号)。城市空间利益在技术标准设定的最低间距标准之上的部分，法院一概将其作为规划行政许可可以处分的利益。城市规划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变化，其公共性也将受到挑战，这就催生了在城市规划行政主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变革。
[40]最后，从规划的决定主体着手，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包括，建立和改革城市规划委员会作为规划的审批主体，吸纳多元利益主体进入，从而形成规划的合作决策和权力分享机制。城乡规划法第35条不惜篇幅，一一加以列举：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防汛通道、消防通道、核电站、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从中可以看出，只有以法律规定和强制性标准为依据的主张，才有机会得到承认。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作为秩序和空间积极形成的行政，城市规划行政是秩序消极防御基础上的行政法所未涉及的问题，也不是给付行政的研究对象。其次，在进入审查之后，行政诉讼往往对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的专业性判断高度尊重，因此往往只进行形式合法性判断，通常不去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进行了利益权衡。与此同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制定或修改，使城市土地上的多元权益结构形成。在德国法上，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把基于基本法第14条对相邻权人的反对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具体化：(1)第三人的地产必须由于这项已经批准的、第三人反对的计划而发生地产周围环境的持续性改变。这种实体调整的实质性缺位，可能反向导致利害关系人对于程序参与的兴趣和动力减弱。
很显然，本案判决中城市规划被虚置或省略了。其后，下级法院判决则采用更为简洁的遵守技术规范即合法的裁判规范，即当相邻关系人以规划许可侵犯其相邻权益提起诉讼时，如果规划行政许可符合技术规定——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的要求，则该规划许可行为合法。
[28] 在日本法上，最高法院在新泻空港诉讼判决中对航空噪音的审查，承认了空港周边居民的原告适格，进而确立了原告适格的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说。关于土地开发收益分配问题的讨论，参见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76页以下。
[17](1995)通行终字第55号行政判决书，选登于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6年经济审判暨行政审判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此，我国1991年城市规划法建立了规划许可制度，例如其第3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
这就形成了公法义务决定私法权利的法律结构。英国的城市规划则基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需求形成，参见[英]彼得?霍尔：《城市和区域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进入专题： 城市规划 行政许可 相邻关系 行政诉讼 行政程序 。如今，在讨论法治问题时，我们往往强调司法救济，其原因在于对行政的信任度降低。
对此，私法上相邻关系规则和民事诉讼制度已不敷使用。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设施具有外部性，有正有负，但是对每座城市的运营而言又都不可或缺，因此需要在法律上明确。
对于公共限制的合宪性控制主要从比例原则等角度展开，其功能也在于确定公共限制的限度。笔者查询到的最早案例是徐祖芳不服南通市国土规划局建设许可证案，[17]该案判决采用了规划行政许可遵守了技术规范则不侵权，不侵权即合法的裁判思路。
城乡规划法第24条规定，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标准的制定根据，是198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标准化法和1990年4月6日实施的《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法院同样跳过城市规划，以技术规定作为城市规划提出的技术要求，直接审查许可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22页以下。例如，在周安民诉常州市规划局规划许可争议案中，法院判决：未告知原告(许可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该规划许可行为程序欠缺。
[44]关于基于科学理性的专家咨询程序的制度设计，参见成协中：《科学理性导向下的行政正当程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25页以下。[25](2002)沪一中行终字第243号行政判决书。
[24]参见(2012)沪二中行终字第145号、192号行政判决书，(2013)沪二中行终字第217号、653号行政判决书，(2014)沪二中行终字第146、419、531号行政判决书。[32](2006)天行初字第49号行政判决书。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9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所保障的利益和价值，除了通常不会被忽视的工程技术专家为安全提供技术理性之外，还应引入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为健康保护提供技术判断。